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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实:发展高端制造业,应该靠BAT还是国家队?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制裁,引起了举国上下对芯片行业的警觉——关键技术依靠他人,一靠不住,二靠不起。谈到时下的对策,有人说,要依照“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坚决把中国的芯片产业搞起来;也有人说,不惜代价地发展芯片产业,不见得会收到理想的结果。芯片行业是高端制造业的一个有代表意义的板块。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国家力量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正确定义研发与市场的关系

 

纲举目张,首先要厘清研发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研发尊重市场需求”与“研发依靠市场驱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念,绝对不能混为一谈。

“研发尊重市场需求”是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客观规律。芯片、涡扇发动机等高端制造业产品最终总要投入市场销售,既然如此,那就必须充分考虑市场上用户的具体需求。例如,如果涡扇发动机在耗油率和可维护性这两个关键指标上落后于竞争对手的产品,在民航运营中就会欠缺经济性,销售层面肯定会遇到困难,俄制涡扇发动机被踢出民航市场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因此,产品的设计定位和实际性能必须瞄准市场需求,得用户者得天下。

“研发依靠市场驱动”则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理念,不摆脱这种僵化思维的束缚和对市场的盲目崇拜,高端制造业将永无出头之日。这种理念错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从企业个体本位出发来思考问题,并不符合产业和国家层面的利益。

信奉“研发依靠市场驱动”的企业,对研发路径肯定有这样的要求:短期内的收益、特别是边际收益,应该能够很容易地填补企业的研发成本。走这个路数的典型代表就是联想集团,长期以来只看重短期就能获益的项目,回避具有挑战性的技术攻关和自主研发。也正是因为这种思路占据统治地位,联想集团在早期就把主张自主研发的倪光南院士一脚踢开。依靠“短平快”的业务,联想在2010年以前还算顺风顺水,但是后来它的体量和影响力被华为等后起的科技企业全面碾压;利润空间则被上游供应商和竞争对手极度挤压,以致2015财年以后陷入持续亏损,股价连续下跌。这倒是应了一句老话:看起来容易的路,最后越走越困难;看起来困难的路,最后越走越容易。

“研发依靠市场驱动”的路数为什么不适合高端制造业?不需要什么晦涩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只要了解一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历史,就会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认识。近3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高端制造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产业升级对资本密集程度有着极高的要求,高投入、高回报成为一种常态。

以研发民用涡扇发动机为例,且不说发动机上万个部件的迭代设计和制造成本,光是累计上万小时的发动机运行测试,就要消耗1.3万吨以上的航空煤油,成本至少5200万元——这还仅仅是开发总成本的一个零头。要想成功开发一代新的民用涡扇发动机,没有上百亿元的研发投入,那真是想都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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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说芯片。光刻技术平台是批量生产芯片不可或缺的。近20年来,光刻技术平台的加工精度,从微米级逐步提高到40纳米,22纳米,16纳米,和最近的7纳米。而每一次平台的升级,都意味着生产线配置成本的指数式上升。40纳米的平台,十几亿美元或许还能搞定,而16纳米和更高级别的光刻生产线,投入成本已达百亿美元的数量级。但是,谁掌握了行业内最先进的生产技术,谁就能获得“赢家通吃”的巨额利润。

“研发依靠市场驱动”要求短期收益就能弥补研发成本。在高投入、高回报已成为高端制造业常态的情况下,上述思维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后发者永远没有可能赶超和挑战行业内既有的领跑者。后发者由于缺乏技术积累和技术储备,起步阶段难免要交些“学费”。建立研发体系、培养队伍,同样需要支付巨额成本。由于研发成本很高,投资回报周期很长,仅从企业本位出发,没人愿意做这样的后发者。

中兴被美国商务部制裁之后,有人在网上探讨这样一个问题:BAT这些互联网巨头财大气粗,它们为何没有投资开发高端芯片呢?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搞笑:BAT都是上市公司,假如在芯片项目上每年投入几十亿美元,然后该项目几年内没有实际盈利,股东还不得造反啊?用不了1年,股价就会跌得一塌糊涂,高管们还坐得住吗?这就是BAT压根没有染指这个领域的原因。舆论场上某些声音指望私企成为芯片产业的顶梁柱,纯属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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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力量的意义所在

 

不客气地说,在向高端制造业冲击的道路上,“看不见的手”已经是过时的理论——“市场万能”的论断才是真正的思维僵化,“拜市场教”的忠实信徒才是改革的阻力。当前正确的发展方向,恰恰是以国家力量驾驭市场力量——既要尊重必要的市场规律,又要克服市场机制固有的不足和劣势。这便是列宁的伟大构想: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手段积极发展生产力,以便支持社会主义向更高层次的社会形态过渡。

国家力量相对于私人资本的优势在于,为了实现产业和国家层面的至高利益,可以承受巨额研发成本,容忍较长的投资回报周期。例如,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发”)都是央企,这两家央企在集团层面并不是上市公司,所以大可不必担心股价的变动,只要坚决执行国家意志、搞好产业升级就可以。

高端制造业的领跑者拥有技术上的优势和壁垒,后发者不太可能一开始就做出完爆领跑者的“超级产品”。更贴近实际的情况是,后发者会先做几个“还凑活”的过渡性产品,目的主要是摸透研发思想、提高研发队伍的业务水平。例如,中航发对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的研究就是这个路数:涡扇18先解决有无的问题,涡扇20争取在性能上接近欧美第三代涡扇发动机的水平;要想达到或超越欧美发动机的水平,那真得要等到下一代产品的问世。“小步快跑”是追赶阶段提高研发水平的最优路径,如果非要揠苗助长,难免像印度航空工业那样栽大跟头。

“小步快跑”虽然是提高研发水平的最优路径,然而并不能够保证在短期内制造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坚定支持,后发者研发的过渡性产品、次优产品会使得企业在一段时期内非常脆弱。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这个问题:大闸蟹长大的时候会蜕皮,刚蜕皮后的大闸蟹是个“软壳蟹”,在对手面前不堪一击。但是几天之后大闸蟹的新壳就变硬了,那时候对手想动也动不了。国家力量的意义就在于,在企业向高端制造业发起冲击的“软壳蟹阶段”,提供必要的保护和支持。一旦企业度过了这个阶段,便可以“尽显英雄本色”,国家就可以收获红利了——京东方的成长历程就很有代表意义。

“两弹一星”的经验适合高端制造业吗?

 

实事求是地说,要想让中国的高端制造业更上一层楼,必须继承“两弹一星”的精神,但不能照搬“两弹一星”的研发模式。

“两弹一星”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绝不把希望寄托于外部力量。倘若在这个观念上有所动摇,就会重蹈运十半途而废、使我国民用大飞机丧失20多年发展机遇的覆辙。因此,在向高端制造业冲击的进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国家力量的重大作用,开弓没有回头箭。那些指望通过对外妥协来避免吃亏的人,以及那些指望通过自由市场来救命的人,说穿了就是一帮“精神跪族”,不足为道。

 来源:观察者网  编辑:滚动新闻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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