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安新区凭什么在短短6年间能拿下3个“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什么说贵安新区并不“新”？如何从考古的角度认识贵安这片土地？7月15日，在贵安新区2023年第4期学习大讲堂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对于这场主题为“考古话贵安”的专题讲座，贵安新区十分重视，各部门、乡镇（街道）、国有企业等班子成员及副科级以上干部纷纷到场听讲，能容纳近500人的主会场座无虚席。同时，讲座还以分会场、网络直播形式，方便新区全体干部职工同步收看，共享文化盛宴，认识城市历史，感受贵安“一眼万年”的历史魅力，凝聚加快推动贵安新区实现裂变式增长、引领性突破的强大精神力量。
“万年贵安”人类活动从未断绝
正在火热建设的贵安新区，实际上并不“新”。早在上万年前，贵安这片土地就留下了人类活动的遗迹，一个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最好的佐证。
“贵安新区是贵州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发端。特别是随着贵安新区的成立，配合新区建设的田野考古工作更是全面、有序推进，取得了巨大的收获。”讲座中，周必素以时间为序，重点介绍了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
荣膺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招果洞遗址，是黔中地区人类活动的最早证据。该遗址距今4.5万年至1万年，跨越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数万年来人类活动从未断绝。
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牛坡洞遗址，最早大约在距今1.5万年以前开始有人类居住，一直延续到距今3000年左右，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起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标尺性的地层堆积及文化序列。
1981年发掘的飞虎山遗址，第一次在今贵安新区境内发现了史前洞穴遗址，距今约1.3万年至4000年，是贵州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典型代表，发现大量陶片及磨制石器，其中包括贵州发现最早的一块彩陶片。
秦汉时期的历史遗存，主要以墓葬为主，在清镇、平坝交界区域发掘汉代墓葬100余座，包括土坑墓、砖室墓、石室墓等。
晋至明时期，贵安新区境内发现了大量墓葬遗存。其中，两晋南朝、隋唐时期墓葬主要集中分布于马场、凯掌一带；宋元明时期墓葬则分布在清镇干河坝、琊陇坝以及马场一带。这一时期的墓葬遗存，以大松山墓群最为丰富和集中。2022年7月至今年1月，通过对大松山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现两晋至宋明时期墓葬2192座，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一举拿下2022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不仅如此，省考古所经多次考古调查和普查发现，在贵安新区直管区和规划区境内，各类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其中，贵安新区丰富的岩溶洞穴是古人类宜居生活家园，目前发现史前洞穴遗址140余处，是中国洞穴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区域。
“贵安新区丰富的文化遗存，是贵州人类历史发展的缩影，可初步构建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历经新石器时代、商周、战国秦汉、两晋南朝至唐宋元明清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发展框架。贵安，埋藏着一部地下的‘黔中通史’，是贵州的考古圣地。”周必素说。
出土文物显现黔中文化风貌
“考古，是不断深入认识贵州历史的必然路径，而我们贵安即是目前贵州可以通过考古材料完整梳理贵州历史的唯一区域。”讲座中，周必素对贵安考古的价值意义作了详细介绍。
在周必素看来，以牛坡洞和招果洞为代表的史前洞穴遗址群，是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等重大国际学术课题的重要阵地，也是研究晚期现代人迁徙、发展的证据。以飞虎山、牛坡洞等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文化面貌，与黔西北、黔北、黔东和黔西南等区域迥异，是探讨贵州境内早期山地文明形成与演进的最重要区域。
在战国时期，黔中地区是“西南夷”中的夜郎及其旁小邑（且兰）的重要活动区，清镇出土的曲刃铜剑和靴形钺等文物，为探讨古夜郎文明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两晋南朝、隋唐时期，黔中地区以汉文化为主，宋元明时期则以地域族群为主，但汉文化元素一直贯穿始终。“这体现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管理由郡县制向羁縻·土司制度的发展以及反映出的一体多元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发展和铸牢的过程。”周必素说。
贵安新区出土的不少文物，反映了历史上文化的交流互鉴。其中，南朝时期的铜鍪与三峡地区有关联，隋唐时期瓷器来自于广西梧州，还有来自景德镇民窑的青花瓷、龙泉窑的高足杯等，均体现了与国内其他地方的互动关系。同时，还反映了古时贵州地区与域外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例如南朝墓出土玻璃珠来自南亚、东南亚一带，南朝墓出土琥珀小狮源于欧洲或印度洋，明墓出土海贝来自热带海洋地区等。
为何贵安这片土地上有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贵安新区所在的黔中地区，地处中国西南交通枢纽位置，是两汉时期汉中央开发‘西南夷’的重要区域，出土文物也印证其所处‘南方丝绸之路’东线重要交通节点，这也是贵安新区埋藏丰富历史资源的必然原因。”周必素说，正因为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咽喉锁钥，自汉代中央管理重镇的区位即奠定了黔中地区城市发展的基础；随着两晋南朝中央对边疆管控力量的减弱，汉代牂牁郡治宁谷，很可能在两晋南朝时期东移到了马场镇一带；随着明代对西南边疆的经略，贵阳城市中心形成。黔中地区汉代、明代考古遗存的分布特征，恰好反映了黔中地区城市发展和中心迁移的过程。
“保”“用”并重让文物“活”起来“火”起来
当前，贵安新区城市开发加速。如何处理好“赶进度”和“保文物”之间的关系？站在历史新坐标的贵安新区，既要项目建设的“热度”，也要文物保护的“温度”。
“经过十余年的系统工作，梳理出了贵安新区万年文脉，成为了国务院批复成立的国家级新区中，考古最有成效的一个。这得益于贵阳有着目前在全省范围内无法复制的推进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保障机制，以及贵阳、贵安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周必素说。
事实上，自新区成立以来，基本每一个大型基本建设项目都开展了考古调查工作。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省考古所共在贵安新区开展基建文物调查项目上百个，并多次进行考古发掘。大松山墓群就是典型代表，通过抢救性发掘取得丰硕成果，又不影响大型基本建设，实现了基本建设和考古发掘“双赢”，取得了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双丰收”。
考古不光要“挖”，还要“保”和“用”。
“基于贵安考古资源在贵州的唯一性、典型性和代表性。我们提出一些保护和利用思路，通过对文物的保护利用，推进考古资源利用，促进文旅融合，讲好贵州历史文化发展故事，不仅让文物‘活’起来，还要‘火’起来，让考古为纵深推进‘强省会’战略和贵安新区高质量发展作‘硬支撑’。”结合贵安的考古新发现，周必素建议走特色专题博物馆的思路。例如，依托高峰山脉的洞穴遗址群，以招果洞为核心，建设中国南方喀斯特洞穴考古遗址公园；依托大松山墓群，建立贵州考古博物馆、贵州省考古标本库房、大松山考古遗址公园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文 石照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