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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减负致辅导班抢位:家长真的"疯了"?

减负,这个在中国教育领域屡引争议的话题,最近又火了。

因为朋友圈里的一条爆款文章喊出“减负=制造学渣”,这一话题似乎又变得无解。

孩子的无奈,家长的焦虑,学校的纠结,舆论的争执不休……让孩子拥有可以“荡起双桨”的童年,怎么这么难?

资料图:孩子离开学校张畅摄

从“快乐童年”到“辅导班抢位”:考试面前人人平等

双十一还没到,南京5年级学生家长杨劲松已经提前感受了一把“限时抢”的氛围。

经考核,儿子符合辅导班的要求,可以从提高班升到尖子班。但学位有限,能不能升,还要看他这位爸爸的手速和家里的网速够不够快。

杨劲松打开APP,盯着时钟的秒针,“咔哒”,时间一到,手指疯狂地点击“抢位”,仅几秒,所有的位子都没了——26:1,这是当天的争抢比例。

从事金融行业的他买东西会货比三家,争取最大性价比。可是给孩子报辅导班,他不挑老师不挑时间,抢到哪个上哪个。

这样的自己,是4年前的他想象不到的。

彼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减少小孩以后的障碍。后来发现,孩子的努力才是更重要的。不仅是分数,在学习过程中体验挫折,以及克服困难后享受成功的喜悦,这是不能替代的。

资料图:昆明中小学生在图书馆自习室内写作业。记者任东摄

转变还来自同辈竞争。杨劲松介绍,南京市不同区教育水平不同,民办学校更是从教材开始拉开差距。当公办学校孩子三年级开始学教育部英语教材的时候,民办学校的孩子一年级就在学更难的朗文英语了。

公办学校严格按照国家要求3点半放学的时候,民办学校5点还在上课,每天多学2小时,除去假期,每年多学200小时,6年就是1200小时,孩子间的差距就这样被拉开了。

“要想具有竞争力,至少要和别人处于比较平等的教育情况,只能额外上辅导班。”杨劲松说。“中考、高考,大家考的是一张卷子,考试面前没有同情。”

当前的选拔制度下,他认为考试是唯一能把主动权把握到手上的东西。每年都有各种减负,但“打铁还需自身硬”,对学生而言,唯一的规则只有两个字:优秀。足够优秀,以不变应万变。

“幼年的快乐在成年之后会付出代价,而幼年吃点苦,成年以后才会享受更大的快乐。”杨劲松说,“这是守恒的,没有捷径可走。”

在这样的背景下,每天不足7小时的在校时间和1个小时就能写完的作业是远远满足不了需求的。

“学校只是基础教育,能让孩子吃饱,但是不能吃好。”

为了让孩子“吃好”,杨劲松改变了想法,送孩子去辅导机构“开小灶”,一开就是3个。

资料图:学校门口,家长接孩子中新社发张畅摄

减负之后:家长真的疯了?

在离南京180公里的安徽省合肥市,6岁刚上一年级的兜兜暂时还感受不到这种竞争,他也不知道在减负政策下,自己的小书包轻了多少。作业不到1小时就能写完,在每天5小时在校时间之外,他喜欢架子鼓、篮球、听故事。

作为妈妈的周雨琪是当地的初中英语老师,她给了兜兜极大的自由。减负政策下,学校只会布置一些简单的作业,比如抄写16遍拼音,或是把课本后习题抄在作业本上等,每当这时,她就会替孩子完成一部分。

“抄了之后孩子还是不会用拼音拼读,有什么意义?”周雨琪说。利用省下来的时间,兜兜背了古诗,复习了英语单词。

正在做作业的兜兜受访者供图

她理解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落实起来会有很多问题。以前大家以考试为中心,有规则好做事,现在突然变了,大家很慌张。一旦成绩不好,家长就会怪老师教得不好。但孩子只是在课上听讲,不做练习不考试,怎么检验学习成果?

而面对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减负”行动,杨劲松的回应是让孩子上作文、英语、数学辅导班。

2018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出台了《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要求各省份结合实际出台落实的具体方案。2019年10月28日,浙江省教育厅发布了《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又被称“减负33条”。

浙江版方案对校内考试次数进行了严格规定,特别提出小学生到晚上9点,初中生到晚上10点,还未能完成家庭作业的,经家长签字确认后可拒绝完成剩下的作业。

网络上一边倒的反对,认为这是在制造学渣。在大家都转发那篇自媒体文章的时候,杨劲松的朋友圈却显得格外安静,几乎没有人转发相关信息。和外界看到的“南京家长疯了”不同,实际上他和很多家长甚至拍手叫好。

资料图:昆明中小学生在图书馆自习室内写作业。中新社记者任东摄

“真正关注教育的家长不会把这文章当回事儿。”他说,在制度要求下,很多人按照这种要求学习,而自己的孩子却更拼命了,“你们都不学了,我来学,多好的超车机会。”

杨劲松已经在给孩子看寒假班和春季班,他不相信教育改革。“考试制度和高标准是不会变的,人才选拔机制也不会变,上好学校的还是前面的学生。”在他眼中,优秀,是唯一需要遵循的规则。

周雨琪和杨劲松都意识到,教育是家庭的事情,陪孩子的过程也是家长成长的过程。而那些所谓“疯了”的家长,更多的是从自身角度考虑问题。“原本学校要做的事情现在要自己做了,时间没了,钱也没了。”

“吐槽是没有用的,能改变什么呢?还不如好好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杨劲松说。

资料图:山西太原新建路小学的小学生们开始返校上课。张云摄

“减负”困局:减负之后,矛盾丛生

明明是为了孩子好,“减负”为什么不被认同?

太过了。这是杨劲松的回答,就像把一杯80摄氏度的水一下子降到20摄氏度,这种行政命令让学校家长孩子都受不了。

在金融业深耕多年,他认为,减负引起家长焦虑,而焦虑背后都是生意。自媒体写了家长的焦虑,赢得了流量,家长们为了孩子以后的发展,去买学区房、上各种课外辅导班、上早教……需要花钱的地方更多了,却不一定有效果。

中国教育培训领域的上市公司好未来近期发布的财报显示,该机构总学生人次(长期正价课)从上年同期的约221万人增长到本季的约341万人,同比增长54%。有媒体评论,校内减负校外补,家长需要支出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培训机构反成最大获利者。

作为老师,周雨琪认为,人才选拔机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虽然课业压力小了,可是近年来的中考高考难度却越来越大了。

整个社会,谋求更好的发展就得通过各种考试来进行,高考、公务员考试都是如此。基础教育大家是平等了,但是以后呢?“虽然自己和国家想让孩子轻松,但是社会竞争不宽松,规则没有变。”

一味地不允许学校考试、增加课外辅导教材,只会让教育的机会更加不均等。公立学校减负了,但昂贵的私立学校并没有,以后公立学校的师资会越来越弱,更多的老师会去机构或者私立。造成的后果是,有实力家庭的小孩会越来越优秀,把普通家庭的孩子远远甩在后面。

身在县城,周雨琪的学生有不少是留守儿童,这些孩子缺乏父母管教,在减负背景下,学校也参与不进来,那么放学后孩子去哪儿?网吧、游戏厅。

“这样的孩子是不会有出头之日的。”

资料图:昆明中小学生在图书馆自习室内写作业。记者任东摄

困境何解: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杨劲松和周雨琪都明白,国家政策的初衷是好的。

“我们要减的是低级重复、对学生没有作用的课业负担。只笼统减负,孩子的竞争压力还在,家长的焦虑就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认为,“减负”具有相对性,学习不能没有负担,真把负担都减了,学习没有效果。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规范学校办学,主要是治理“抢跑道”给学生加压。南京市教育部门的做法从大方向说没有问题。但是,南京的学生参加高考,是要和全省学生竞争的。浙江想把“主动权”给学生和家长,愿意少做作业就少做,可有多少家长愿意让孩子不做作业呢?事实就是更多家长选择给学生在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基础上加餐。

“从根本上说,今日家长的焦虑,不是家长自发的攀比,而是教育竞技化,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比。”熊丙奇认为,要让家长摆脱焦虑,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打破唯分数论,为学生成才创造多元选择。

“其实只要让家长看到希望就可以了,看到改变的希望,看到孩子可以去‘快乐学习’的希望。”杨劲松说,不要像那篇自媒体文章一样,只让人看到焦虑和绝望。

6岁的兜兜还有很长的求学之路要走,周雨琪并不想把任何一种模式套用在自己孩子身上,也不会让自己陷于焦虑,她很明确自己的教育理念:因材施教,给孩子最适合的教育。

 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 黔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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